文丰：学习驿站

我的第23个教师节感怀

关键词： 教师节    图书馆学    研究生    学习                                          

    由于我的大学生活是在一所师范大学完成的，毕业后又一直在大学工作，因此，我对教师节从来都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从大学二年级开始，也就是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起，我们就参与到纪念教师节的活动了。那时由于我们属于非师范专业，系里的节日氛围不是太浓，与整个学校和其他系的热闹气氛似乎有些不协调。在我的印象中，好象有几次，学校还给我们发了加餐券。真正做了教师，对教师节的回忆也许就是每年学校发的慰问费和校长的贺词。等自己负责一个单位，对教师节的感受便是如何给职工意思意思的困难了。今年的教师节和往常一样，收到了电子贺卡和短信若干。但是，最有意义的是一个研究生送的自制贺卡和一份报纸，即国家确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的次日，1985年的一份《人民日报》的报纸。是啊，今年已经是我度过的第23个教师节……回忆的大门一旦打开，有关无关的事件都蜂拥而至，不知道说什么和写什么了。刚好，这几天正是新入学研究生报到的时候，我回忆起自己读研究生时的所有老师……我回想起我的导师孙先生曾经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回想起那一个个难忘的师大岁月。我今年却忘记在这样一个日子寄一张贺卡，打一个电话给他了。我更回想起我所尊敬的宓浩老师，在我研究生入校前他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于是找到自己的一篇旧文，把它放在这里，作为我对教师节的别样感怀吧。由于历史的原因，其中的某些评论在今天看来并不中肯，还是一字未动地展示给大家吧！

重读宓浩

《图书馆》1997年第5期

    如果谁在评述新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时忽略了宓浩这个名字，那么他就大错而特错了，他或许并不了解80年代中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那段轰轰烈烈的日子，他或许并不了解曾被人称为“知识交流学派”的那个群体。
    作为宓浩老师的学生，当我再次拜读那篇堪称学术檄文的《春光关不住》时，其中的一段文字颇引人深思： “理论尤其是它的基础研究不是急功近利，立竿见影于实践之上的。当前，思想‘逆反’的结果，说不定会导致对基础研究的‘狠命一击’，而使它已有的光影顿然黯淡下来，我们应当防止这类现象的出现。”[1]九年过去了，言犹在耳，面对现实， 我感受到一种不幸而言中的尴尬。
    与著作等身的理论巨匠相比，宓浩老师留给我们不多的文字或许算不了什么。然而，在他短暂而生机勃发的学术春天里，几乎每一个文字都启迪着人们的深刻思想。正好经历了新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最辉煌的十年，他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两大贡献——“知识交流论”的创新探索和理论研究现状的深刻剖析——正是这一发展时期的学术活跃和理论开拓的体现。英年早逝的宓浩老师曾被他的学生范并思称为“新中国图书馆学的一颗流星。”[2]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自90 年代初进入了一个沉默时期，流星曾经滑过的天空今天与过去不再一样，于是，我们时时回味那天空的璀灿，回味那流星的光环。
    在我看来，宓浩老师的学术感染力与其语言感染力密不可分，曾有人说宓浩老师的语言风格与美国图书馆学大师谢拉颇为相似，[3] 他的语言平和而生动、敏捷而有力。“如果我们透过纷呈百态的图书馆表象活动和多种形态深入一步，可以发现，在图书馆的动态发展后面，在图书馆活动以及为数众多的图书、情报、资料等相关活动的表象后面，隐藏着一个理性的、具有稳定的社会关系的基础，”[4] “事实现象或工作程序的罗列决不能替代理论的抽象与概括”，[5] ……宓浩老师的论述深入而浅出，深遂的思想时常与机敏的语汇相伴，发人深思却又不失学术的探求，思维灵巧却又易为他人理解。
    面对图书馆学，是以理论的虚无来逃避严峻的挑战，还是以理论的探索来回应现实的漠然？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学术的敏锐性，对理论的洞察力和对发展的前瞻性是我们在几乎一片空白的学术荒漠构筑理论大厦的保障。正视这样的现实——“并不年轻的图书馆学处在亚节奏的发展中，凝固在超稳态的状况中”，[6] 宓浩老师以其一针见血的剖析和不留情面的批评，严肃地告诉我们，漠视理论、理论的无力、强烈的封闭性严重阻碍着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并将影响事业的发展。当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还陶醉于图书馆学新时期刚刚取得的一点成就时，对《图书馆学基础》的批评和修正初步显现了宓浩老师对一部全新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教材的孜孜追求，他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知识的组织和知识的传递，这就是图书情报工作的实质和基础内容。”[7] 当我们正在对图书馆学新时期十年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力图寻找新的对策时，宓浩老师早在1985年就提出了要加强对宏观现实问题的研究，[8] 并且向我们奉献了宏观现实问题研究的力作——《关于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为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的研究者们传诵一时。[9] 当我们还在为“新理论虚无主义”的出现困惑不已时，宓浩老师极其全面地剖析了理论研究取向的两种偏颇性，一方面“对学术理论研究，尤其是新学科分支的出现，要求以博采态度，要善于吸收合理内核，而不是‘皱起眉头、瘪紧嘴巴、一概排斥”；另一方面“对于站得过高的同志，希望‘下凡人间’，明瞭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生根。”[10]透过宓浩老师平实之中显露犀利的文字，我们完全可以洞察他时刻把握学术研究脉络的时代感和准确辩析理论思维取势的前倾性，以及与图书馆学研究紧紧联系的执著感。即使在生命最后时间的最后文字中，他依然有着理性的睿智和不穷的追求：
    “关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问题，近年来主要集中于战略思想的讨论，从中我们得到了不少教益。但战略思想毕竟是事业发展的一部分，不能认为战略思想明确了，事业的发展就顺乎其然了。就图书馆事业的宏观组织管理来说，可以研究的问题仍有许多……怎样把这些问题的研究深入下去，使理论切切实实地为事业发展作出一点贡献，应成为我们当前研究的重点内容。[11]”
    宓浩老师的寓图书情报工作于一体的理论成果《图书馆学原理》是他的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专著。从书中，我们不仅再次领略了他思想的敏锐，而且充分感受了他对图书馆学研究的开拓性和探索性。宓浩老师在学术研究中的这种颇似青年人的开创精神，在他的学术论文如《试论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发展道路》、《发展方略和突破口——再论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发展道路》等文章同样得以显现，他提出的“多层次、多模式、多兵种”，“一个核心，几对关系”[12]等观点对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发展研究颇具影响。
    《图书馆学原理》不是一本传统意义的图书馆学教材，而是向传统定势发起挑战的集理论专著与教材为一体的学术成果，虽然这并不是一本完美的东西，正如宓浩老师在该书《后记》中所说的：“任何教材都是一定历史时期内认识的产物，总有其历史的局限性。”[13]“把图书馆活动放在知识交流的框架中运转”，[14]这是宓浩老师“知识交流论”的基本出发点。严格地讲，宓浩老师并非“知识交流论”的开端发凡者，但正是他第一次全面阐释了图书馆活动的知识交流本质，第一次以“知识交流论”作为图书馆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武器。《图书馆学原理》仍然是“以知识交流原理解释传统的‘概论’内容”，[15]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理论窠臼，没有完成在新的理论武器和新的理性原则下“重建图书馆学”的重任。同时，“知识交流论”本身尚不完善，如“较少关注图书馆的内部活动，对图书馆的‘非直接参与交流’的活动，缺乏理论解释力；”[16]从其理论出发点来看也并不十分准确，用“文献信息交流”作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认识似乎更为贴切[17]。但从《图书馆学原理》，从《知识、知识材料和知识交流》、从《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从《关于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从《关于大学图书馆教育改革》，……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拓荒者的起步、曲折和行进的艰难历程。
    全面审视新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从一片空白到百废俱兴，图书馆学研究的繁荣难免泥沙俱下，终于从热情积攒到难得沉寂，图书馆学研究发展也许会更显理智。对研究格局的演化必须认真地加以评析，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我们还缺乏当年范并思《新时期十年图书馆学：观念与思潮》那样的反思力作，也等待久未露面的范并思或其他有识之士推出新的高屋建瓴之作。然而，要把握从理论亢扬到学术冷静的转变过程和思想轨迹还是十分困难的，首先是我们不能不关注和认识他们——走在图书馆学研究前沿的人。宓浩老师就是这样一位曾经走在图书馆学研究前沿的人，从一个初涉图书馆学园地的“新秀”（正是历史的原因造就了一位已过不惑之年的“新秀”），他迅速成为一个颇具理论大家风范的学俊。宓浩老师既具有第二代图书馆学研究者的清醒头脑、稳重心态和扎实功力，又具有第三代图书馆学研究者的某些鲜明的特点——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热切地呼唤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如何在继承中寻求发展，置身一个日新月异的发展氛围中，面对着时代提出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形成良好的研究素质已成为极其紧迫的问题。这一问题本身不仅关系图书馆学研究发展的质量，而且是我们摆脱当前图书馆学研究困境的关键。今天，许多第二代图书馆学研究者如黄宗忠、周文骏、吴慰慈等知名学者仍然在奋力搏击，许多第三代图书馆学研究者如刘迅、葛民、刘洪波等中青年学者却悄然隐去，许多第四代图书馆学研究者则极不成熟。面对更多的理论压力、经济压力和发展压力，从宓浩老师他们那里汲取养分，向老一辈图书馆学专家学习，重组图书馆学研究队伍是重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宓浩老师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中，我们可以看到高扬的理性原则、良好的研究方法、极大的理论热情、敏捷的热点追踪、洞彻的问题解剖、准确的远景展望……重树图书馆学的科学理念，强化理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形成良好的理论研究效益，勇于面对宏观现实问题，这是每一位以图书馆事业、以图书馆学的发展为己任的有识之士必须认真重视的问题。
    当年人们曾经把宓浩老师为首的一批中青年图书馆学研究者称为“知识交流学派”，其中绝大部分是宓浩老师的学生，其理论宣言就是在杭州基础理论研讨会投下“重磅炸弹”并广为传诵的宓浩、黄纯元合作的《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严格地讲，“知识交流学派”并未真正形成，但它毕竟在图书馆学研究的那个“沸腾平升”中有过短暂的活跃。宓浩老师曾渴望着形成能真正推动学术发展的理论学派并一直致力于“知识交流论”的构建、完善和发展。他曾经这样说：“我们认为，必须把握图书馆活动的内在机制和社会联系，力求反映当代图书馆学研究的新成就，敢于发展新思想、新观点，形成新学派。”[18]“知识交流学派”的创建以失败而告终了，但其历史作用仍然不能完全抹去，其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了一种学术清谈之风，对此，宓浩老师也曾因自己作为一个“鼓手”和“呐喊者”的责任而自嘲。[19]短暂的“知识交流学派”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在新的历史时期需不需要新的学派，会不会产生新的学派呢？学派的出现犹如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既会极大地活跃学术氛围，促进学术发展，又会在一定程度上阻滞学术交融、形成学术壁垒。但其消极作用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而最大程度地消解。我们需要新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学派，并以此带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研究。或许，我们应该想的是：新的学派能否产生？因为研究队伍亟需重组，理论大家并未出现。新的学派的产生尚需假以时日。在重读宓浩老师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时，我重又提及那个并不成功的“知识交流学派”，期待着真正意义上的学派的产生。
    一切过去的都将成为最美好的回忆。回忆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从中得到怎样的启迪。我们能从宓浩老师身上学到什么呢？

【参考文献】
    〔1〕、〔10〕、〔19〕，宓浩， 春光关不住——全国中青年图书馆学情报学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研讨会讨论随感，图书馆学通讯，1987（3）：72—74
    〔2〕文丰，建平，忆宓浩老师，图书馆，1990（5）：66—68
    〔3〕、〔15〕，范并思，葛民，党跃武， 弘扬理性的图书馆学精神——加藤一英《图书馆学导论》三人谈，图书馆，1991（1）：9—16
    〔4〕、〔13〕、〔14〕、〔18〕，图书馆学原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208；319；3
    〔5〕宓浩，也谈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方向问题， 图书馆学研究，1983（3）：19—20
    〔6〕宓浩，关于图书馆学研究的一点思考，图书馆学通讯， 1986（2）：85—87
    〔7〕宓浩，良好的开端，更高的期望——评《图书馆学基础》，图书馆学研究，1983（3）：26—29
    〔8〕黄纯元，宓浩， 近年来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进展，大学图书馆通讯，1985（6）：9—12，8
    〔9 〕宓浩，关于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图书馆，1987（6）1—5，10
    〔11〕宓浩，代序，见：研究生论文集，第四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1988：1—2
    〔12〕宓浩，黄纯元，试论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发展道路，资料工作通讯，1985（2）：4—9
    〔16〕刘洪波，知识组织论——关于图书馆内部活动的一种说明，图书馆，1991（2）：13—18，48
    〔17〕卿家康，也谈图书馆学的研究方向——兼评几种现时流行的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学通讯，1986（2）

【作者: 文丰】【访问统计:】【2007年09月12日 星期三 23:07】【注册】【打印】